作者简介:荀渊,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数字化;陈璇木子,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基本原理。
文章来源:黑龙江高教研究 . 2026 ,44 (02) : 1-6
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浪潮中,数字技术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高等教育作为催生人才的阵地、社会公平的关键环节、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其数字化是支撑新质生产力培育、促进普惠公平、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战略必然选择。高等教育数字化的价值在于重塑一个能够大规模涌现个性化创新人才、泛在共享优质教育资源、高效驱动科研范式变革的新型高等教育系统。在实践层面,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成功转型有赖于树立服务国家战略、以数字素养为本、融合数字技术进行培养的育人观念,建设硬件设施全域联通与软件资源动态优化的配置网络,构建开放的学科、科研、知识转化的数字化创新体系,由此,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协同推进的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高等教育数字化 战略定位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新质生产力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与数字社会转型的加速推进,数字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得到了愈发广泛和深入的应用。从世界范围来看,欧美国家与全球组织都对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能力与素养、高等教育公平与质量的均衡发展以及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知识结构提出了全新而迫切的战略要求。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教科文组织教育技术创新战略(2022—2025)》报告中强调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是教育模式、文化、治理的系统性变革,呼吁各国主导建设包容性的数字学习平台[1]。2024年,美国发布《国家教育技术计划(NETP 2024)》(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Plan,NETP 2024),着重强调数字公平,并构建了一个以教学、评估、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数字教育框架,利用技术弥合“数字使用鸿沟”[2]。2025年,欧盟通过《数字教育行动计划》(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policy background)在推动欧洲大学进行在线联盟的同时,开发跨国数字学历认证,致力于构建跨边境的高等教育数字生态系统,以强化区域人才竞争力,体现了高等教育数字化在促进区域人才流动和科研合作方面的战略价值[3]。这些战略动向不仅推动了传统大学的数字化转型,还催生出诸如“开环大学”(Open-loop U-niversity)[4]、全球沉浸式学习体验大学,如密涅瓦大学(Minerva Schools at KGI)[5]等新型高等教育模式。由此可见,国际高等教育数字化的现实状况凸显了从国家战略高度重新审视与系统规划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数字化实践中,普遍面临重硬件轻理念、重技术形式轻战略内涵的发展困境,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战略定位尚未得到明晰界定,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价值意蕴有待廓清。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6]。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7]。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数字技术融入教育的发展趋势,已将数字技术确定为促进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立足国家“十四五”规划以来关于“建设数字中国”“推动教育数字化”的宏伟蓝图以及党的二十大对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发展的战略统筹,可以发现高等教育数字化被提升至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地位。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论证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战略定位,深刻剖析其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视野下的价值意蕴,并提出面向战略与未来数字化的转型路径,为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供助力。
一、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战略定位
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依赖外部需求的演绎,只有契合社会需求的高等教育,才能体现出自身价值并扮演至关重要的社会角色[8]。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9]。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征程中,数字化是打通教育链、科技链、人才链并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手段。在数字技术深刻重塑全球发展格局、推动教育领域系统性变革的当下,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在人才供给、教育治理、全球竞争维度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本文认为有必要明确其战略定位,只有从战略层面把握发展主动权,才能明晰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核心逻辑,推动高等教育体系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1.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人才阵地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10]。在知识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其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国家在全球竞争格局中的地位。高等教育机构作为知识创新、传播、应用的关键场域,肩负着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的重要使命。以标准化、规模化为特征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对人才提出的新需求。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深刻重塑着产业形态和经济结构,社会的数字化变革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要求。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它不再需要大量同质化的知识应用者,而是迫切呼唤能够引领变革的创新者。一是要有创新性,即不满足于掌握现有知识,更能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二是独特性,指能够融合不同领域的知识,形成解决复杂问题的个人能力;三是适应性,创新人才能跟随技术迭代与产业转型,持续进化自身的能力结构。面对国家对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传统培养模式标准化的授课形式难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原始创新能力,固定的教学安排与培养方案无法顾及学生独特的兴趣与潜能,抑制了多样化人才的成长,壁垒森严的学科体系与教材内容难以及时反映前沿科技的飞速变化,更遑论让学生形成适应未来不确定性的跨学科能力和知识应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要大规模培养具备数字素养、创新思维、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提供核心人力资源支撑。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下,要以数字化战略推动高等教育变革人才培育体系,破解高等教育发展瓶颈。
2.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重要抓手
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基石。《 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将“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与“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直接关联[1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将“推进教育数字化”作为战略部署,强调“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12]。可见,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直接关乎每个公民的发展权利和社会流动机会,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推进学习型社会的建成、构建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既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保障。
传统高等教育模式在追寻教育公平、质量提升、可持续学习等目标时面临着许多难以调和的矛盾。其一,规模扩张与质量保障之间的矛盾。当高等教育从精英化迈向大众化、普及化阶段时,学生规模的快速扩张往往导致生均资源被稀释,优质教育资源分布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均衡,顶尖师资、先进课程、实验设备高度集中在少数发达地区的高校,形成了难以逾越的资源鸿沟。其二,阶段教育与终身学习需求之间的矛盾。传统高等教育体系建立在集中学习进而终身应用的预设之上,然而在知识更新加速、职业更替频繁的今天,这种一次性的教育供给模式已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求。一方面,在校学生所学知识面临毕业即过时的风险;另一方面,庞大的在职群体缺乏重归校园系统学习的通道。这种阶段性与封闭性的教育体系与社会对可持续学习的迫切需求形成鲜明反差,无法满足全民终身学习的需求。这些局限性导致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既难以同步实现质量的全面提升,也无法充分保障教育机会的实质公平。
在知识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个性化、多样化、终身化的可持续学习的需求日益强烈。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征程中,数字化能够突破教育资源时空限制,通过泛在的教学过程让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惠及更广泛的群体,为每个学习者的全面发展创造可能,推动实现规模与质量统一、公平与卓越兼顾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既是破解教育公平难题的技术手段,更是提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3.应对全球科技竞争的必然选择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科技竞争正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展开,各国纷纷将科技创新提升至国家安全与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地位。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投入520多亿美元,意图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构建技术壁垒,强化美国尖端产业生态[13]。欧盟通过“地平线2020”计划,投入近千亿欧元,聚力突破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14]。日本则发布《统合创新战略2022》,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15]。德国、日本等国还相继提出以智能制造技术为核心的“工业4.0”[16]、“社会5.0、超智能社会”[17]等概念,旨在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实体经济中,实现虚拟和现实融合。由此可见,各国对前沿技术制高点的激烈争夺、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大力培育、对未来产业规则主导权的全面布局意味着国际科技竞争局势越发激烈。在此背景下,我国若不能迎头赶上,不仅会在关键技术领域面临“卡脖子”风险,而且将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分工中处于被动地位。在这场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科技竞争中,高等教育作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18]的关键结合点承担着不可替代的战略使命。高校既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又是创新人才的摇篮,其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位置。我国需要主动顺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趋势,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为我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塑造新优势提供支撑,紧密对接“数字中国”“教育强国”等国家顶层设计的核心行动。
二、战略导向下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价值意蕴
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战略定位是服务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支点,其实践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创新体系与人才竞争力的整体构建。当前转型中出现的认知偏差与现实困境表明,高等教育数字化如何支撑人才链、贯通教育链、赋能科技链的深层价值意蕴亟待澄清。
1.人才链:形成感知、响应需求的人才培养体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呈现出数字赋能、绿色低碳、跨界融合的鲜明特征。其发展不仅需要掌握核心技术的科研人才,还需要具备数字素养、跨学科协作、创新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应用人才。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重点领域的布局需要高等教育有针对性地培养紧缺人才,填补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中的人才缺口。从产业端来看,制造业智能化转型、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场景对人才的数字技术应用、问题解决、持续学习提出了全新要求。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个体职业发展路径更趋多元,当代学生不再满足于标准化的培养模式,而是希望根据自身兴趣特长与职业规划,自主构建知识体系与能力结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国家战略牵引、个体成长的多元需求共同构成了人才培养新生态的逻辑起点,而具备创新性、独特性、适应性的人才培养只有在一个能够实现大规模个性化培养、提供前沿实践场域、充分对接外部需求的全新教育生态中,才能得以实现。这就要求高等教育数字化打破传统教育的信息壁垒与模式固化,成为需求感知、传递、响应的核心载体。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核心指向之一,是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人才供给端构建起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需求导向型人才培养新生态,从而与国家战略布局、新质生产力催生的产业变革、个体成长需求形成精准对接和动态适配的良性循环。
为此,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需要构建实时更新的多元需求数据平台和灵活调整的培养流程,以数字化技术整合与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的动态数据、企业岗位需求画像、国家人才规划、学生学习反馈等多元信息。一是高校通过数据分析与挖掘识别新质生产力领域对人才知识结构、能力素质的具体要求,甚至预判未来一段时间的人才需求趋势,从而将模糊的需求转化为明确的培养目标。二是通过对接新质生产力领域龙头企业的数字化平台,高校可以实时获取产业一线的技术应用案例与岗位能力标准,将其融入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中;借助于跨区域、跨院校的数字资源联盟,整合不同高校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的优势资源,开设跨专业、跨领域的联合课程,满足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总之,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校不再是“象牙塔”,人才培养也不再是闭门造车。基于数据的需求感知与培养的灵活调整机制,高等教育体系得以从过去需求感知滞后、培养调整缓慢的阶段转型为主动适应、持续供给,甚至前瞻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创新高地。
2.教育链:导向资源共享的普惠数字教育格局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不均衡与社会需求的矛盾现实持续呼唤构建一个更为公平、开放、智能、高效的高等教育格局。《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要求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以数字化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教育新优势[19],明确了数字化作为破解资源配置失衡、推动教育全域提质的核心路径。
数字化技术的可扩展性与连通性能够打破优质教育资源的物理边界,实现教育资源共享层面。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高等教育数字化新格局需要整合不同高校的精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科研数据、师资培训等优质资源,形成可跨区域、跨校共享的数字资源平台。中西部地区高校可通过平台对接东部顶尖高校的课程体系与科研资源,开设联合授课、跨校选课,让学生无须异地就学就能接触前沿知识;地方院校可借助于数字化平台引进行业前沿的虚拟仿真实验系统,弥补实体实验室建设的不足,让学生获得与优质院校相似水平的实践训练。高等教育数字化手段的接入,一方面让教育资源向薄弱的地区和院校倾斜,保障机会公平,破除教育资源配置的地域、校际、个体壁垒,不同区域、不同院校、不同背景的学生能够充分、平等地享有数字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通过优质资源的辐射带动,间接提升全域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彰显高等教育的公共属性与社会价值[20]。需要明确的是,优质均衡的普惠教育也绝非“一刀切”的平均化,而是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提供适配性支持,通过数据驱动实现弱势群体学习路径的定制、资源的推送、教学过程的适应性调整,在人文关怀上实现有质量的公平。
3.科技链:应用数据驱动的开放创新科研范式
当前,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推动下,科学研究的范式正在发生转变。传统的单学科、小规模、封闭式的科研模式已难以适应解决复杂问题的需要。高等教育数字化需要构建开放协同的科研新范式,重塑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为提升国家原始创新能力提供强大支撑。
首先,要推动科研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升级。在资源输入端,通过建设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构建科研大数据平台,实现仪器设备、科学数据、计算资源的开放共享。以国家建设的开放科学平台“中国科技云”(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Cloud)为例,超过20PB的科学数据资源在云端进行整合,为全国科研工作者提供统一的数据服务和计算支持[21]。在资源输出端,开放获取知识库、预印本平台的建设促进了科研成果的开放共享与快速转化,知识共享的范围不断扩大。在资源转化阶段,通过构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的关键环节,实现科研成果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这种基础设施的数字化变革,不仅大幅提升了科研资源的利用效率,还打破了传统科研中的资源壁垒,使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高校的科研人员都能获得较充分的科研条件支持。
其次,催生数字化协同科研的新模式。在研究方法层面,数字化推动科研逻辑向数据化驱动的科学智能范式转变[22]。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等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让科研人员能够处理海量异构数据,挖掘数据中隐藏的潜在关联与未知规律,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在协同创新方面,虚拟实验室、云端协作平台的建立,使跨机构、跨地域的科研合作成为常态。科研人员可以通过远程操作大型科学装置,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全球性复杂问题,整合不同领域的科研力量与数据资源组建跨学科攻关团队,共同提升科研攻关的效率。数字化平台推动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政府部门的深度合作,实现科研数据、技术资源、市场需求的精准对接,形成“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良性循环。
最后,数字化能够推动科研评价体系的深层变革。基于大数据的科研影响力评估,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衡量科研成果的价值。通过构建科研全流程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实现对科研项目从立项到产出的全过程监测与评估,为科研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种数据驱动的评价体系有助于破除传统科研评价中“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功利化倾向,构建更加科学、多元的科研评价机制。
三、未来我国高等教育数字化的转型路径
数字技术是驱动高等教育价值创造的重大战略资源,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尝试在数字化理念引领下推进高校建设、开展优化智慧教学环境、提升教师队伍数智化素养、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开放、推进交叉学科建设等一系列实践探索[23]。高等教育数字化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于通过数据驱动决策、智能技术赋能业务流程,巩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功能,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创新力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韧性。基于此,应立足高等教育的价值旨归,重塑人才培养观念,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完善知识体系构建,推动数字技术赋能高等教育主体要素,释放高等教育发展动能。
1.确立服务战略、素养为本、技术融合的数字育人理念
在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高校的首要任务是从战略高度重塑人才培养观念,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人才培养理念,以服务国家战略为根本导向,以培育高数字素养人才为核心目标,以深度嵌合数字技术为实现路径,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24],构建起适应数字时代要求的人才培养新范式。这一观念转变既是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思想基础,也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
首先,明确为谁培养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明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人才培养方向。当前,我国正处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关键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等国家战略对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要求。各高校应将人才培养定位与数字中国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等国家战略紧密对接,重点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能够支撑国家创新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高素质人才。
其次,厘清培养什么人。高等教育数字化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培育高数字素养人才。数字时代要求人才具备全面的数字素养与创新能力。高数字素养人才不仅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数据思维、计算思维、人机协同等核心数字能力;不仅要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工具解决复杂问题,具备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拥有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还要具备数字伦理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种复合型人才特征决定了高等教育必须超越传统的专业边界,构建知识、能力、素养协调发展的新型人才培养目标体系。
最后,创新怎样培养人。实现高质量数字人才培养,需要将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在课程体系方面,构建数字技术与专业教育相互融合的课程体系。在各专业中增设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数字素养通识课程,将数字技术应用深度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在教学模式方面,大力推进智慧教学创新,运用虚拟仿真、数字孪生等技术创设沉浸式学习环境,通过智能教学系统实现个性化学习支持,借助于在线协作平台促进跨地域学术交流[25]。在实践环节方面,要建设虚拟实验室、智慧实训基地。
2.统筹软硬件基础,推进设施全域联通与资源动态优化
优化数字教育资源配置是保障高校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工程,强调通过数字技术促进社会的普惠共享[26]。数字技术的融入也致使不同区域、不同类型高校间产生数字鸿沟,进一步加剧了高等教育的不公平程度[27]。在基础设施建设层面,应同步推进网络环境的全域联通与智慧平台的整合协同;在数字资源建设层面,应构建需求导向的动态开发体系与智能化的共享管理机制。
一方面,推进高等教育数字化需要以新型基础设施的统筹建设为基石。当前,不同区域高校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数字接入与运用差距,应统筹资金与技术力量,推进教育专网与校园网络的升级与全覆盖;应分阶段、分区域落实校园网络全连通目标,并积极引入5G、区块链等新技术,构建高校内外高效互联、数据安全流通的网络环境。与此同时,智慧校园建设须从“有”向“优”转变,着力打破校内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推动建设全国层面可互联互通的高校信息管理平台,逐步形成统一规范的数据汇聚与共享机制,真正实现业务协同、数据互通,提升整体运行效率[28]。
另一方面,在数字化教学资源层面,数字资源是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核心载体,但当前资源共享平台仍存在支撑不足、供需错位等问题。为此,应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构建动态感知各高校专业建设与课程需求的资源开发体系,推动形成与办学特色相匹配的优质数字化课程群,避免资源重复建设与内容陈旧。此外,应同步建立数字化资源的智能监管与匹配机制,对资源的开发、传播、使用全过程进行动态追踪与效果评估,从而提升资源流转的使用效益,真正实现优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共享与利用。
3.构建响应数字时代的开放学科、科研与知识转化体系
高等教育数字化的深层变革,不仅在于教学手段与资源的升级,还在于推动知识体系本身的重构与创新。数字化知识体系的构建旨在突破传统学科壁垒,促进知识的交叉融合与动态演进,形成能够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引领科技前沿、支撑产业创新的开放式知识生态系统。
首先,高校教学以数字化重构学科体系,催生前沿交叉知识领域。传统以院系、学科为单位的知识组织模式难以适应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信息等融合性前沿领域的发展需求。高等教育数字化应依托大数据与知识图谱技术,系统分析科技发展趋势与产业人才需求,动态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一方面大力培育新兴交叉学科,推动建立“人工智能+”“数字+”等交叉课程模块与学位项目;另一方面,引导传统学科进行数字化改造,将数据思维、计算建模等数字内核融入其知识体系中。通过建设虚拟教研室和跨学科研究平台,鼓励学者围绕重大复杂问题开展协同知识生产,从而打破制度性学科边界,形成灵活响应时代需求的学科集群。
其次,高校科研推动科研范式数字化转型,重塑知识生产模式。数字化正推动科学研究进入以数据密集、智能驱动、开放协作为特征的“第四范式”。为此,应系统建设支撑数据驱动科研的基础设施,包括科学数据中枢、算法开源社区、高性能计算平台,促进科研数据、工具、算力的开放共享。构建覆盖项目全生命周期的数字化科研管理平台,利用数据对科研过程进行动态监测与效能评估,推动科研活动从经验导向转向证据驱动,从封闭个体研究转向开放网络化协作,全面提升知识生产的效率与原创性。
最后,高校与社会间需要贯通知识创造与应用链条,提升服务发展的贡献度。知识体系的完善必须体现在其驱动创新、服务发展的实际效能上。要利用数字技术构建高效的“产学研”知识转化平台,通过需求智能匹配、专利价值评估、虚拟中试验证等功能,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堵点。鼓励高校与企业共建数字化的协同创新中心与概念验证平台,既让师生在真实技术攻关场景中锤炼能力,也让产业前沿需求直接反馈并反哺知识体系的更新迭代。由此,高等教育的知识体系转型为能够持续产出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案的创新源,真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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